1

《沪上东京》

第一部：千禧年的樱花（2000-2003）

第一章：初到东京

2000年3月，浦东机场的候机大厅里，二十六岁的陈明远拖着一只旧皮箱，手里攥着一张单程机票。他的目的地是东京成田机场，签证类型是"就学"——语言学校。

"到了那边，先学语言，再考大学院。"父亲在电话里反复叮嘱，"家里卖了房子供你，你可要争气。"

陈明远点点头，尽管父亲看不见。他回头望了一眼玻璃幕墙外的上海，东方明珠在晨雾中若隐若现。三个月前，他还是上海一家外贸公司的业务员，月薪三千块，在闸北租着一间阁楼。直到那天，他在南京路偶遇了高中同学张磊——张磊刚从日本回来，穿着一身阿玛尼，手腕上的劳力士在路灯下闪闪发光。

"明远，日本遍地是机会。"张磊递给他一支中华烟，"那边缺会中文又会日语的人才，你英语也不错，去了就是抢手货。"

飞机降落在成田机场时，东京正下着细雨。陈明远跟着人流穿过入境审查，海关官员是个中年男人，面无表情地在他的护照上盖了章。那一刻，他忽然意识到：从此刻起，他不再是上海人了——至少在法律意义上，他是一个外国人。

语言学校位于新宿区的高田马场，一栋破旧的五层小楼，走廊里永远弥漫着咖喱和汗水的混合气味。陈明远的宿舍是六人合住，室友分别来自上海、福建、东北和韩国。他的上铺是个叫王海涛的福建人，白天在建筑工地搬砖，晚上回来倒头就睡，鼾声如雷。

"海涛，你为什么不直接打工？"陈明远问。

王海涛翻了个身，露出被晒得黝黑的脸："我？我没上过学，只能干体力活。你不一样，你是大学生，将来是要坐办公室的。"

语言学校的课程从早上九点到下午三点，剩下的时间，陈明远去池袋的一家中华料理店打工。老板是个上海老头，九十年代初来的日本，娶了日本老婆，拿了永住权。他的店名叫"小笼包之家"，招牌菜是生煎包和葱油拌面，但来吃的日本人居多，口味早被改良得面目全非——生煎包里的肉馅加了味噌，葱油拌面里撒了海苔碎。

"小陈，你知道为什么日本人爱吃这个吗？"老板一边包小笼包一边说，"因为他们觉得这是'上海风味'，至于真正的上海味道是什么，他们不在乎。"

陈明远每周打工二十八个小时——这是留学生签证的法定上限。时薪八百日元，折合人民币六十多块，比他当年在上海的工资还高。他把大部分钱寄回家，自己只留下生活费和学费。

2000年的东京，正处于"失落的十年"的尾声。泡沫经济破裂后的废墟上，新的事物正在萌芽。秋叶原的电器街上，索尼的PlayStation 2刚刚发售，排队的人群从店门口一直延伸到街角。涩谷的街头，年轻人穿着 oversized 的牛仔裤，耳机里播放着宇多田光的《First Love》。而在新宿的歌舞伎町，霓虹灯依旧彻夜不眠，只是亮得有些疲惫。

陈明远在语言学校认识了林美华。她是个上海姑娘，比陈明远小两岁，复旦大学日语系毕业，来日本是为了考早稻田大学的研究生院。她住在学校附近的一间女子公寓，房间只有六叠大，但收拾得一尘不染，书架上摆满了村上春树和吉本芭娜娜的小说。

"你为什么来日本？"第一次见面时，林美华问他。

"赚钱。"陈明远如实回答。

"真俗气。"林美华笑了，"我来是为了学日本文学，将来回国当翻译。"

"那更俗气。"陈明远回敬道，"翻译能赚几个钱？"

两人就这样成了朋友。每个周末，他们会一起去上野公园散步，或者去神保町的旧书店淘书。林美华教陈明远读日语原版小说，陈明远则带她去池袋的"小笼包之家"改善伙食。老板见他们一起来，总是笑眯眯地多送一碟生煎包。

"你们两个，什么时候办事？"老板问。

"什么事？"陈明远装糊涂。

"结婚啊。在日本，两个人一起打工、一起存钱，不就是为了将来吗？"

陈明远和林美华对视一眼，同时别过脸去。2000年的秋天，东京的银杏叶黄得像金子一样，他们在明治神宫的银杏大道上走了很久，谁都没有说话。

---

第二章：泡沫的碎片

2001年9月11日，陈明远在语言学校的教室里听到了消息。老师是个五十多岁的日本女人，讲到一半忽然停下，打开电视。画面里，纽约世贸中心的双子塔正在燃烧，浓烟像黑色的瀑布一样倾泻而下。

教室里一片寂静。陈明远想起三年前，他曾在上海的外贸公司接待过一个美国客户，那个客户就来自纽约。他不知道那个客户是否在世贸中心工作，也不知道他是否还活着。

"世界变了。"下课后，林美华对他说，"美国肯定要打仗，全球经济都要受影响。"

她的预言很快应验。911之后，日本经济进一步下滑，失业率攀升，留学生打工的机会越来越少。陈明远所在的"小笼包之家"生意惨淡，老板不得不裁员，他的工时从每周二十八小时缩减到十五小时。

更糟的是汇率。2001年底，日元对人民币从1:7.5涨到了1:8.2，陈明远寄回家的钱缩水了近十分之一。他在电话里对父亲说："爸，这个月可能少寄一点。"

父亲沉默了很久，说："没事，家里还撑得住。"

但陈明远知道，家里撑不住。为了供他留学，父母卖掉了闸北的老房子，搬去浦东的动迁房。那套房子只有六十平米，却要住三代五口人。

2002年春天，陈明远考上了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学部的研究生。这个消息让他既兴奋又焦虑——学费一年八十万日元，折合人民币六万多，而他打工的收入远远不够。

"我帮你申请奖学金。"林美华说。她已经考上了早稻田的文学研究科，并且拿到了文部科学省的奖学金，每月十五万日元，足够覆盖生活费和学费。

"我怎么可能拿得到？"陈明远苦笑，"那是给优秀学生的。"

"你就是优秀学生。"林美华认真地说，"你入学考试的成绩是全系第三，教授们都很看好你。"

在林美华的帮助下，陈明远申请了"私费外国人留学生学习奖励费"，每月四万八千元。虽然不多，但加上打工收入，勉强可以维持。

2002年的夏天，世界杯在日本和韩国举行。陈明远和林美华一起去横滨国际综合竞技场看了中国队对巴西队的比赛。那场比赛中国队0:4惨败，但看台上的中国球迷依然挥舞着国旗，高唱《义勇军进行曲》。

"你看那边。"林美华指着不远处的看台，一群日本球迷穿着巴西队的黄色球衣，正在为中国队加油。

"他们为什么支持巴西？"陈明远不解。

"不是支持巴西，是支持足球本身。"林美华说，"日本人就是这样，对强者有天然的崇拜。"

比赛结束后，他们在横滨的中华街吃了晚饭。那条街建于明治时代，是日本最大的唐人街，街道两旁的店铺招牌上写满了繁体中文。陈明远点了一碗云吞面，味道却和上海的大相径庭——汤里加了味噌，面条是碱水面，云吞里的虾肉换成了猪肉。

"这就是海外华人的命运。"林美华叹了口气，"无论走到哪里，都要适应当地的味道。"

那天晚上，他们在横滨港的海边散步。远处，横滨港的灯塔一闪一闪，像一颗孤独的星星。林美华忽然停下脚步，看着陈明远的眼睛说："明远，我们在一起吧。"

陈明远愣住了。他想说"好"，但喉咙里像堵了一团棉花。他想起了上海的父母，想起了尚未还清的债务，想起了自己不确定的未来。

"美华，我现在什么都没有。"他说，"连回国的机票钱都买不起。"

"我不在乎。"林美华说，"我在乎的是你这个人。"

他们就这样在一起了。没有玫瑰，没有戒指，只有一个在横滨港边的拥抱，和远处灯塔的闪烁。